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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7年党的报告首次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构建创新能力强、品质服务优、协作紧密、环境友好的现代产业新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等。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首要组成部分，到2035年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5月，习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系我们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同时，会议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内涵、特征和要求进行了深刻概括、总结，并指出：“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通过梳理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表述的演变，可以看出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认识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更加突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地位作用，提出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从实体经济的内涵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部分，可以理解为最狭义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农业、建筑业和除制造业以外的其他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一般意义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经济；而关于实体经济最为广泛意义的理解是除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外的所有产业。因此，既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就是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段时间以来，受西方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产业体系高度化演进方向是以服务业为主导，然而经历了“去工业化”之殇的美国在近年来大力提倡“再工业化”以期重振国内制造业，表明制造业始终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和国家竞争力的命脉所在。故自2017年以来的政策表述中突出强调实体经济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二是更加突出强调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产业体系肯定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对应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发展所需的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应实现独立自主，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等应实现安全可靠获取，以确保在极端情况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能安全运行，这也是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现实需要和战略选择。三是更加突出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融合一体发展，指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方向。为实现“3060”目标，“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实现碳达峰，而降碳的主要领域在产业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近年来，我国强调以绿色化贯穿智能化全过程、以智能化赋能绿色化全流程，探索建设智能化与绿色化协同融合一体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更加突出质量导向。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内在要求发展具有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作为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必然突出发展的质量导向，强化科技创新的核心引领作用。

　　在对现代化产业体系认识的基础上，学界也对产业体系内涵、构成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是关于产业体系的内涵。已有研究主要基于系统论和结构论视角予以理解，芮明杰认为，产业体系就是所有产业相互关联衔接的系统，它既是全社会所有产品投入产出相互关联的体系，也是所有产品供给、流通与消费的一体化体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也有学者从结构论的视角看待产业体系，认为“产业体系”是“产业结构”的概念延伸和内涵深化，贺俊和吕铁提出，对现代产业体系概念的界定，既要能够准确承接传统产业结构研究中的合理成分，也要充分认识到既有的产业结构研究与已经发生了深刻转变的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从而在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为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有力的分析工具。二是关于产业体系的构成。产业体系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各次产业内部的结构比例关系。洪银兴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的是未来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依次递进的体系。也有学者认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包含产业结构体系、特征体系和支撑体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推动着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演进过程。三是关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特征。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代特征包括数智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化”，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三性”，以及“+文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要遵循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形成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协调性、安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产业体系。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发现，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具有中国语境并处于动态演进中的概念，根据不同的划分，其构成类型各异，如基于统计意义的一产、二产和三产，基于技术成熟度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已有关于产业体系的研究，难以为“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提供直接的、合理的学理支撑，进而也就难以有效阐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新理论命题。本文拟就此展开研究，边际贡献集中体现为：一是基于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尝试构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新分类模型，这是区别于已有产业体系分类的新的产业体系分类方式，也是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之一；二是基于“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研究分析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迁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过程，能够较好地从理论上阐释“先进制造业何以成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这是本文的另一主要创新点；三是基于构建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本文分别从能源资源动力类、交通通讯连接类、制造加工生产类三类产业体系以及改革完善生产关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助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马克思用“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描述了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指出工业革命背景下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要原因是机器（物化劳动）替代劳动（活劳动），从而揭示了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传动机构······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迄今为止马克思关于机器大工业的基本界定依然成立，现代工业的物质载体依然是一个以机器体系为中心的物质生产系统，而信息化和智能化只是提升了人类操作这一系统的效率和便利性。如果把“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理解为一个抽象的模式或者模型，并将这个模型拓展到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部门，就大致对应了工业化的产业体系，这个产业体系主要体现为“能源产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而这大体支撑了一个国家的总体的产业体系。

　　根据产业体系的系统共生特征，借用马克思“发动机———传动机构———工作（工具）机”的机器大工业工作原理，根据已有研究观点，借鉴“动力———传动———加工”的基础逻辑，进一步拓展到更广泛意义的产业类型上，本文尝试提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产业体系分类模型。这种分类有助于研究分析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在机理与演进过程，特别是有利于理解不同产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之间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基于该产业分类模型，产业体系由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三类子体系构成，这三类子体系都是一个广义的内涵，其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主要是指能源产业，但广义上还包括农业、矿业等可以视为资源的产业，为人类自身提供能量以及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主要包括交通运输、各类信息通信，更为广义的含义是促进实体物品流通、知识信息传递和资金融通的产业，这意味着金融服务业也可以认为是这类“连接类”产业；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制造业，也包括一些生产性服务业，如科研可以认为是知识生产产业。这三个子体系之间紧密相关、相互作用，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产业体系。其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为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运行提供能量和动力支撑，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提供其运行所需实体、信息和资金等传输渠道，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则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提供物质技术支持、创造价值增值实现和生产效率改善。三者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共同驱动产业体系现代化演进及其承载的生产力水平提升。

　　产业体系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处于骨干中枢地位，不同发展阶段的制造加工生产是丰富物质技术、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创新发展等的重要来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承载产业和主要体现。强调制造业在产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遵循了马克思的基本逻辑。马克思认为，劳动资料中纺织机械这种工具机的革命而非蒸汽机的动力革命，才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和诞生的标志，何况蒸汽机本身也是制造业发展的成果，纺织机械的发明是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相区别的根本性标志。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既对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提出强劲需求，也为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的迭代升级提供技术制造支撑；与此同时，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需要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服务保障，既对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提出服务需求，又为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升级提供技术制造支撑，并最终通过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连接供给与需求、生产与再生产等环节，进而实现加工制造生产价值创造和价值增值。

　　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是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支撑。连接技术和连接方式在历次工业革命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连接”的推进过程，没有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连接的进步所带来的贸易繁荣和文明交流，人类社会也不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能源资源动力的运输，以及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价值实现等，均有赖于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支撑。一种新技术类型最初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和巨大（国际性）潜力，但它取得支配地位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扩散必需的新基础设施，工业革命史告诉我们，与前两次工业革命中资本替代体力劳动的工业化相适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革命占主导地位，在以人工智能系统替代脑力劳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息通讯基础设施革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以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革命的作用。

　　马克思指出：“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的跳跃式的扩展的能力。”因此，一国或区域产业体系承载发展生产力，在制造业的发展支撑下，需要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等子系统的配套支撑与交互作用。正是凭借着煤———铁———蒸汽机的协同，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弄潮儿；正是凭借规模惊人的铁路、钢铁、集中分布式电力和重型机器之间的大协同，美国才在19世纪末期成为第一工业大国。并且，在开放的竞争格局中，如何以制造加工技术为突破口，统筹协同好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之间的共生关系，是世界格局下产业体系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也是增强产业体系竞争力必须直面的发展命题。一方面，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为整个产业体系提供了转型升级所需物质技术的核心支撑，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和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本身的创新发展，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生产加工技术；另一方面，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与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的升级发展，有助于促进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和优化配置的广度、深度等，通过提高资源要素的使用效率和创新配置效率，拓展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可能性边界，从而在进一步的分工与协作中扩大市场量能甚至创造新的市场，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多元、场景的丰富等，将反过来拉动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向着更好满足市场需求的方向升级演进，进而通过产业体系中各个子产业体系的良性循环推动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看，人类社会发展史其实是一部能源利用史。能源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人们为了争夺能源而打个你死我活，企业因此繁荣或衰败，国家因是否能获得能源而上升为世界强国或地位下降———凡此种种，皆依赖能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能源是文明发展的基础，但在把能源转换成历史发展的动力过程中，人类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都施加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社会发展的能源基础主要是光合作用，被动式的能源获取方式和条件也就限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之后，伴随发展需要和技术水平提升等，人类积极发掘地球上各式各样的能源，凝固的太阳能（煤炭）、液态的太阳能（石油）、间接利用煤炭的电力，甚至最新科技的核能等，主动破解能源制约的方式与条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1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能源供给的大致演变历程，从传统的水力、蒸汽动力到机械动力、石化动力乃至新能源等，能源成本与动力续航里程等的变化，影响到产业、技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制度、消费习惯等的变迁，进而最终在需求的收入弹性即社会需求结构与生产率提升率即技术进步等的综合作用下，产业体系中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处于长期的动态演进之中，并且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保障产业体系演进的能源供给来源日趋多元化，包括传统能源和新型能源并将长期共存，进而有助于产业体系共生系统的有序演化与交互融合发展，并一体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产业作为生产一群同类产品的一群生产单位的集合，本质上是资源要素有机组合的产物，资源要素有机结合的前提是能够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这就需要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有力支撑，故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是产业发展的延伸。马克思认为：“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要素的流向、流速、流量以及流动的半径等与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体系的支撑能力密不可分，这直接关系到生产力中生产要素组合的可能性集合及其组合效能。表1的梳理显示，工业革命以来的运河、铁路、汽车、飞机、互联网、通讯网、算力网等的演进历程表明，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是服务和支撑各个阶段产业及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一环，从某种视角来看，交通通讯系统等基础设施体系现代化水平的高低，成为衡量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高低乃至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完善的交通通讯等现代基础设施，既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动力，也是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标志。如果说在以前的工业革命中主要是铁路、公路、机场、电网、远程通讯等交通通讯基础设施，那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更需要互联网、算力网、通信网、大数据等信息基础设施。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生产力实现极大提升，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故而工业化成为世界各国推动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阶梯，分析发达国家群体构成及其各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基本上是通过走工业化道路实现的。“工业化”是指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的过程，集聚和承载生产要素组合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则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重要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的禀赋条件，往往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与此同时，不同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又体现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发展进程的快慢，特别是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升级转换能力往往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关键。根据表1可知，伴随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演进，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经历了棉纺织产业、铁器制造业、钢制品制造业、重化工业、汽车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制造业主体的变迁，由此顺次经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等的跃迁。当然，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并非消失不见，有的（如纺织业）同新技术、新产业的有机融合实现新发展，向着生产率不断提升的方向演进，进而一体促进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在当前数智时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发生巨大变革，但社会生产力真正的驱动力量还是来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主导产业系统，只是呈现出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的趋势，人工智能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等正日益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主体。

　　根据产业体系分类模型，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之间的动态演进具有鲜明的协同共进特征，单个系统的进步不可避免会对另外两个系统的发展提出需求或挑战，在需求或挑战的作用下会形成链式反应与反馈式响应机制，一般而言，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引发产业体系矛盾运动的主要动力来源。正如大卫·兰德斯的观点，各种发明创造在互为挑战、互为响应的次第中接踵而来，制造生产进程中某一阶段的加速将导致其他一个或多个阶段中生产要素的严重紧张，从而催生出新的发展来扭转这种不平衡的状态，这种“从挑战到响应”的发展模式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制造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而技术革命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一组技术创新集群，一般包括一种重要的、通用的低成本投入品———这种投入品往往是一种能源，有时则是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重要的新产品、新工艺和新的基础设施。因此，推进产业体系向更具质态的方向演进，需要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信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协同共生发展。

　　智能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产业体系大致经历以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为核心特征的演进阶段。近年来，以ChatGPT、Deepseek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持续涌现，加速了人类社会的智能化进程，人类文明正在深刻演化。有学者认为，在以大模型为基底技术的智能生产力中，技术的生产力化就体现为大模型的生产力化，抑或说智能生产力就具体体现为大模型所蕴含的生产力，将产生引领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整体效应，可能缔造出一种新型的文明———智能文明。在这一进程中，作为现代化产业体系骨干的先进制造业，智能化程度是衡量其先进水平的关键标尺。国务院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智能制造发展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升级，即随着“人工智能+”行动的全面实施，传统制造业通过积极运用先进数智技术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在传统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中推进传统制造业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夯实智能制造的主体根底；另一方面则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快速发展，即伴随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持续迭代升级和广泛深度运用，基于智能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等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加速发展，广阔的场景应用创新将驱动壮大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加速提升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并牵引加速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信连接类产业体系的智能化发展。

　　绿色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和内在要求。稳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是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必然路径，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是碳排放的主要领域，其中又以制造业为重点。研究表明，我国工业碳排放约占碳总排放量的68%，如此之高的占比在全球所有主要国家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与此同时，伴随人工智能时代的加速到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深入推进，然而，人工智能本身也是重要的碳排放源，如何降低能耗、突破“能耗墙”是世界级难题。因此，推动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绿色低碳发展关系到能否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全局。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加快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推进交通运输绿色转型等为重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大力发展绿色制造，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绿色化水平，一方面，需加大研发绿色化、低碳化先进技术并强化推广运用，推动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另一方面，积极抢抓推进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机遇，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孕育的巨大市场需求中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以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动能。

　　融合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形态特征。信息通讯技术革命的兴起，生产和流通形成了物理连接和基于数字技术信息连接的双重连接，也改变了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征，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使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特征上更加趋同，在产业功能上趋于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超越了传统时空场域维度，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地深海深空等现代技术以及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在天、地、空、网等立体链接的开放场域中快速拓展延伸、融合跃迁，特别是数据作为重要生产要素，一二三产业、服务业和制造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等融合发展广度、深度日益拓展。根据产业发展的演进历程来看，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一般遵循农业主导、工业主导和服务业主导的高级化规律，在工业化后期一般都是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然而对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认识需辩证看待，应主要体现为以服务型制造为主要内容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以此促进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即不断攀越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领域。当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突出创新的主导作用，基本路径在于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而这一过程涉及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场景应用创新牵引、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等一系列服务型制造过程。因此，“十五五”时期，以融合化为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就是要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发展服务型制造，以提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融合化水平，进而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制造业是科技创新应用最集中、科技创新活动最活跃、科技创新成果最丰富、科技创新溢出效应最强的产业，作为生产力要素载体的产业体系，制造业发展无疑对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关键就是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夯实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围绕制造业“大而不强”“全而不优”的短板弱项，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和制造业基础能力；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普及应用，滚动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促进制造业数智化转型，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探索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以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筑牢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进而承载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发展新能源和推动传统能源的绿色化发展至关重要。我国当前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大数在100亿吨左右，这主要由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消费结构所决定的，每年50亿吨左右标准煤的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合起来占比接近85%，而碳排放因子最高的煤炭又占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三者之和的近70%，因此应加快推动电力/热力供应端的以煤为主改造发展为以风、光、水、核、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非碳能源为主。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能源供给结构转型，新能源发展加速。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4年上半年全国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全口径发电装机容量30.7亿千瓦，其中煤电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38.1%，并网风电和并网太阳能发电合计占总装机容量的38.4%，表明新能源装机规模首次超过煤电，这是我国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电力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一个“里程碑”，这将为全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绿色能源保障，有力夯实绿色生产力发展的绿色能源基石。

　　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先后经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每一轮革命都在科技创新引领下孕育出新的基础设施，并推动产业变革向纵深发展，进而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当今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如同铁路、公路、机场、码头、水利、能源、城市公共服务等各类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现代化生活至关重要一样，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清洁能源网络、智慧城市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对于经济发展和信息时代人类现代化生活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在大数据、大算法、大算力的大模型发展趋势中，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支撑的高速信息网、高效算力网等现代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以及相应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对承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循环运转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一定的外力作用，特别是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当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主导但增长不断下滑，新兴产业虽然在成长但因缺乏核心技术、缺乏人才、发展阻力巨大等而发展缓慢，则可认为产业体系陷入“结构性陷阱”。走出产业体系“结构性陷阱”的唯一出路就是推进基于科技创新的产业创新，而这种创新需要产业体系中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的协同式集群式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同样需要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各个子系统的创新协同演进，这种巨系统的结构性协同对制度或国家动态能力提出较高要求，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基于特定制度基础而被“组织”起来的要素累积过程，制度的差异也即背后国家动态能力的差异是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其承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抢抓新生产力系统与传统生产力系统演进转换的战略机遇，需要来自宏观、中观、微观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所蕴含的综合动态能力的有机作用。因此，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方向，改革完善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朝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有利方向系统性改革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并强化相互之间的有机协同，促进社会———制度领域动态适配技术———经济范式变革，是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战略机遇的基本路径。

　　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的300多项改革任务为统领，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机制、持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促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强化科技金融产业循环发展的体制机制等，促进形成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升级发展的制度体系和政策举措，以系统思维促进能源资源动力类产业体系、交通通讯连接类产业体系、制造加工生产类产业体系之间创新发展的整体部署和有机协同，并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优化相应的改革举措和体制机制，以推动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最大协同效应和整体效益，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机遇之窗”。